南宋保卫战:连接吴蜀、拱卫东南,京湖战区是如何形成的?

1127年,北宋靖康二年,金朝南下攻取了北宋首都东京,掳走徽宗、钦宗,北宋灭亡。靖康之变之后,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幸免于难,于南京应天府即位,国号仍为宋,史称南宋。1138年,南宋迁都临安府。1141年,宋、金达成绍兴和议,南宋放弃淮河以北地区,双方以淮河-大散关为界。

从南宋的疆域图上不难看出,南宋立足长江,偏居东南,并逐步向北方建立起江淮、京湖、川陕三大战区。依托这三大战区,南宋构建起北方的边防体系,虽然军力并不强大,但是与金、夏、蒙(元)等北方民族政权持续对抗了150年之久。

在这三大战区中,京湖地区位于南宋边防体系的中间位置,负有连接吴蜀、策应江淮、拱卫东南、屏蔽湖广等多项任务,战略地位十分关键。

如果京湖地区丢失,则“吴、蜀断而为二”,南宋很难立国;来自北方的敌军可由荆、鄂顺江东下,对下游的中央政权形成致命打击;同时,川渝东面门户也会因此而洞开,湖广、江西腹地将面临威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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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湖战区的战略地位极为关键,可谓是国之屏蔽

京湖制置使战区当包括京西南路、荆湖北路、荆湖南路,“重湖通川陕之气脉,九郡扼蛮猺之衿喉,中兴以来见谓重镇”,京湖战区“首蜀尾吴”的战略位置,足以使之成为南宋的“国之屏蔽”。

1163年,南宋重臣虞允文被任命为湖北京西制置使后,立即上疏分析形势,指出京湖战区内的战略要点,这些战略要点既是南宋守卫的重点,也是敌军攻宋的最佳线路选择。

1164年,南宋正处于北伐之时,襄阳有警,虞允文与几位大将商议攻守之策,认为:京湖有失,则如同国门大开,不能有效兼顾东西,更可能发生一点突破、全线溃退的危险。

襄阳府是京湖战区最靠近前敌的重镇,而江陵府位于长江之中,有大臣认为宋军不能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在襄阳,固守江陵也很关键。

南宋大臣吴泳指出:“今之江陵,昔之荆州是也,东连吴会、西控巴蜀,素来号为用武之国”。但是,吴泳也并不一叶障目,认为襄阳也确实不能放松警惕,于是他建议用沿江制置司来弥补防御重点上的偏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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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湖制置使战区作为长江防御的重心,战略要点多且分散,加强各个点之间的联系不致孤立是事关该战区成败的关键,所以人们因时因势不同而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,也是在所难免。

京湖制置使战区处于长江中游,是南宋防线的咽喉,襄阳府、江陵府、鄂州三城互为犄角,唇齿相依,如何在它们之间维持有效的军事平衡和机动,直接决定宋军在该战区的胜负成败。

从这些看似各异的战略主张可以知道,在总体兵力有限的情况下,京湖战区在防御上面临着尴尬的局面,使历任制置使倍感困扰。

而军事力量的有限往往使制置使们只能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,疲于应付,顾此失彼,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个问题,而南宋军事的总崩溃就开始于京湖战区——襄、樊的失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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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朝廷对京湖地区的管理

建炎三年二月至四月,新生不久的高宗政权就遭遇了“维扬之变”和“苗刘兵变”,几近覆灭。

在此前后,南宋朝廷的首要任务是在金国军事压迫下求得生存,无暇也无力管控川陕、京湖两大区域。不过,朝廷也意识到川陕、京湖在国家边防体系中的重要性,为免这些地区长期处于“无政府”状态,高宗采用委派重臣经略措置的方式,试图建立起间接的统治。

建炎三年五月,知枢密院事张浚受任宣抚处置使,“以川、陕、京西、湖南北路为所部”,享有在川陕、京湖两大区域的一切军、政、财支配权。张浚职权范围虽涵括川陕、京湖两大区域,但其经略重心却在川陕。

朝廷方面,由于在这期间,金军始终以灭亡高宗政权为政治军事目标,宋廷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,无暇过多关注京湖地区。

因此,南宋建国之初的建炎三、四年间,不论是位处东南的宋廷,还是受命主政川陕、京湖两大区域的张浚,都未能将经略重心放在京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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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湖地区虽然不是张浚重点经营的地区,但在管理上仍属宣抚处置司的职权范围。因此,张浚便赋予下属便宜权,使其代为管控。

然而,由于张浚所委之人缺乏强有力军事后盾,在与土豪、军盗的角逐中常居下风;同时,他们中的有些人又利用张浚所赋予的便宜权培植势力,各行其是。因此,京湖地区很快成为一副乱棋。

更为关键的是,张浚将管辖权假手于人的做法是朝廷方面无法接受的。为此,建炎四年九月,朝廷下诏规定严禁宣司僚属染指便宜权。同时,对京湖政区管理体制作出调整:诏陕西、四川并依旧听宣抚处置使司节制,京西、湖北分镇指挥。

以此为节点,宣抚处置司职权范围由京湖、川陕两大版块缩减为川陕一地。京湖内部,湖南改归朝廷直辖,京西、湖北路则实行镇抚使体制。

炎兴之际,两淮、京湖地区土豪、溃军横行,朝廷无力管控。这是宋廷施行分镇体制、将各种地方军事力量暂时合法化的基本背景。包括早前赋予张浚以川陕、京湖便宜处置权,和此后在两淮、京湖推行分镇体制,都只是权宜之策。一旦朝廷站稳脚跟,势必着手收回地方自治权,将相关区域重新纳入中央直接管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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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朝廷开始经略京湖地区,并促进了京湖战区的形成

在镇抚使体制下,京湖北部是李横、董先、牛皋、翟琮的势力范围。绍兴三年,李横、翟琮等组织北伐失利,旋即放弃京西根据地,襄汉诸郡一时陷入防守真空,刘齐大将李成乘势进驻,对南宋国防构成巨大威胁。

绍兴三年,南宋朝廷在东南地区站稳脚跟,并初步完成了国家安全与军力整合建设,于是开始把经略重心转向京湖,“经营荆楚,控制上流”的进程随即开启。

当年三月,朝廷宣布召回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,德安、复州、汉阳三郡始隶湖北帅司。六月,神武前军统制王燮受任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,由行在统兵西进,主持剿灭杨幺集团的军事行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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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燮此行的主要目的,一是铲除盘踞洞庭水域三年之久的杨幺势力,二是以神武前军为基盘整合两湖地区分散的军事力量,填补上游军事空白,为组建京湖战区作准备。

可惜的是,王燮才质平庸,损兵折将,未能完成平寇重任,他本人也就此退出了一线统兵将领行列。否则,南宋长江中上游的军事版图极有可能改绘。

王燮经略湖湘的失败,使整合京湖军力与政区的任务转入岳飞手中。绍兴四年五月,岳飞受命兼任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,正式由江州进入京湖,主持收复襄汉六郡的战事。

绍兴四年七月,得牛皋、董先等助力的岳家军一举收复襄阳、随、郢、唐、邓州、信阳六郡。宋廷随即成立襄阳府路,由张旦出任安抚使,牛皋兼安抚副使。至此,京西地区的军力与政区整合基本宣告完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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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五年二月,在宰相张浚支持下,岳飞再度受命率领所部征讨京湖南部的杨幺势力。备战过程中,湖南安抚司的一万余人,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司的近万人,张浚都督府左军统制杜湛部的八千蔡州兵悉皆拨隶岳飞。至此,江西、荆湖南、北路原本分散的军事力量绝大部分都被归拢到岳家军中。

四月,南宋仅存的最后一位镇抚使——荆南府归峡荆门公安军镇抚使解潜被召归,京湖地区历时五年的“分镇时代”正式宣告结束。六月,杨幺势力被荡平。随着杨幺势力的平定,岳、鼎、澧、辰诸州重归荆湖北路政区版图。

凭借收复襄汉六郡、平定杨幺集团两次战事,不仅岳家军的军事实力大大提升,更为重要的是,京湖地区原本分散的军力与政区也由此完成整合。

绍兴六年三月,宋廷进一步对京湖战区作出重要调整。在任命重臣吕颐浩为湖南制置大使、将荆湖南路从战区中划出的同时,升任岳飞为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。至此,作为南宋边防三大战区之一的京湖战区最终形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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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家军驻守京湖战区,但防守范围广并存在很大的隐患

岳飞成为京湖战区长官后,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:他的岳家军不得不要用有限的兵力,来承担中部战场极为广阔的防区。作为京湖战区的长官,对于京西、湖北两路防务,岳飞自然是责无旁贷。不过,岳家军的防区实际并不止于此。

在绍兴三年九月划定的诸将屯防格局中,岳飞以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的职衔,具体负责江、蕲、舒州、兴国军段江防。蕲州、兴国以西由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黄州汉阳军制置使王燮负责,江州、舒州以东则是江东淮西宣抚使刘光世的防区。

绍兴四年五月,岳家军转入京湖战场,江、蕲、舒州、兴国段防务一度由从湖湘战场败退的王燮填补。不过,王燮很快因玩寇丧师被贬,所部一万五千兵马划拨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帐下,岳飞原本的防区遂致无兵驻守。同时,王燮大军被解散后,蕲、黄、江州、兴国方向的防务因无人承接,最终仍只能划归岳家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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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六年二月,岳飞升任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。其职衔虽不再带蕲、黄二州,但该区域之防务仍由岳飞负责。对此,当年四月,朝廷曾专门下诏声明:“岳飞昨充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兼蕲黄州制置使,今来已除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,其蕲、黄州自合依旧兼行节制。”到绍兴七年,宋廷索性将蕲、黄以北光州的防务也一并交付给了岳家军。

因此,岳飞虽名为湖北京西路宣抚(副)使,但其防区实际上横跨了京湖、江淮两大地缘板块,就连高宗也不得不承认岳家军所守“地分诚阔远”。

岳家军的防区地跨京湖与淮西两大板块,边防守御线十分漫长。同时,由于淮西特殊的战场地形,宋军无法有效御敌于沿淮一线,须转入江防,造成岳家军的军事防线呈西北—东南斜对角分布。

这一战区军事格局,对岳家军的战场应变、内部协调及后勤补给能力均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,同时也给南宋边防带来了不小的隐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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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京湖战区以鄂州、荆南(即江陵)、襄阳为三大重镇。就战场地理而言,鄂州位居战区东线腹地,荆南、襄阳则分处战区西线的腹心与边境。岳飞成为京湖战区长官后,以东线腹区的鄂州为大本营,屯兵置司。

宋廷之所以令岳家军屯兵鄂州,除守卫中部战场、保障江西、湖南、二广腹地的军事安全外,更重要的是便于及时策应、拱卫江浙核心区。应该说,这一军事部署深刻体现了南宋王朝立国东南的战略格局。

然而,与屯布重兵于鄂州相对的是:岳飞主政期间,战区西线重镇荆南一直无兵驻守。弱化荆南、“东重西轻”的军事格局,虽然符合南宋王朝立国东南的整体格局,是南宋政权在兵力有限情况下的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,但对于京湖战区以至南宋北部边防而言,无疑存在隐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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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来说,岳家军的大本营鄂州与战区西线前沿重镇襄阳相距千里之遥。如果襄阳被敌军攻击,鄂州方面很难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。一旦金军从京西、淮北双面齐下,牵制岳飞于淮西而无法及时回防襄邓,留守襄邓的岳家军兵力有限,那缺乏纵深防御能力的京湖西线势必成为军事突破口,进而将川渝、江西、湖广腹地暴露于敌。

针对这一隐患,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是在荆南屯驻一定数量的军队,保障荆、襄一线的军事安全。事实上,朝廷也不是没有做过类似尝试。绍兴五年令王彦“八字军”移镇荆南即是填补京湖西线守御空白的实质性举措。然而,该军事部署却因王彦的身体问题而引生变故。

当时,张浚、赵鼎等主政大臣获悉王彦“病甚”,担忧其一旦病故,麾下“八字军”万人将“无所统属”,酿成变乱。于是改命王彦为京西南路安抚使、知襄阳府,令其率军北屯襄阳。实际是将“八字军”划归京湖宣抚副使岳飞统领。

不过,张浚等人显然忽略了王彦与岳飞存在人事上的嫌隙。最终的结果是王彦不愿受岳飞节制,移屯襄阳的部署不但未能实现,反而更造成荆南方面兵力空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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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,朝议还曾考虑索性将岳家军主力移屯至襄阳驻守,但岳飞驻军鄂州,一方面负有支援淮西、拱卫东南的核心战略任务,另一方面,移屯襄阳也存在“馈运费力”的操作性问题。

总之,自绍兴五年至十一年间,京湖战区两大军事隐患——防区的过于绵长与战区“东重西轻”的军事格局始终未得有效解决,战区长官岳飞一直勉强维持着于襄邓—鄂州—江州间调配兵力的局面。

主持京湖战区期间,岳飞屡屡由襄阳北伐,主动出击,或许也包含有荆襄西线守备薄弱、缺乏纵深防御,只能实行以攻代守战略的考虑。

随着绍兴十一年和议的达成,岳飞麾下京湖宣抚司诸军尽数收拢到鄂州本部,形成后来的鄂州驻扎御前屯驻大军,由张俊亲信将领田师中掌领。有关防区“疏阔”及荆南守备空虚的问题最终被搁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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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语

京湖战区的形成过程与南宋立国格局的选取及国家军事力量整合、重建的进程息息相关。南宋建国之初实施优先东南、“近弃湖北、远留川陕”的发展战略,以京湖“分镇体制”的维持换取东南地区消除内患、整合军力的率先完成,客观上造成京湖政区与军力统合步伐的迟滞。

在随后所进行的整合京湖军力过程中,军力较强的王燮、李横、王彦诸部皆未能留屯京湖,致使岳家军只能以相对有限的兵力承担极为繁重的防守任务。

京湖战区的岳家军数次北伐中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,对金占优较为明显,但南宋军队整体上未曾具备恢复旧疆的战力。岳家军在数次北伐时期虽然有着战线过长、后勤不继等问题困扰,但岳家军依靠其优良的军纪军政和强大的战斗力,很好地体现了“在德不在险”的传统军事思想,在南宋前期三十余年间仍能很好地稳固边防,并建立起一支可靠而强大的国防武装力量,构建成较为成熟稳定的军事领导体制和防御体系,留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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